作者：Bruce
日期：2022年3月19日
每週分享當週所思所想所聽所讀，形式不限，長短不區。
Andy Warhol was a back-door collector. - Kenneth Goldsmith, Duchamp is My Lawyer
互联网竟然是个单调的地方
看到有网友感叹，互联网能不能像 ta 身边的世界那样，可以有多一点的花样，也可以根据不同的对象呈现更多面的内容。这真是有趣！
我想，这位网友应该很年轻，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所感叹的东西恰恰相反——互联网才是更多可能性的所在，而现实世界则是充满局限的；互联网能够让我们走出围墙，看到更大的世界。
所以，从我的时代到 ta 的时代，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发现，互联互通并不必然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人们也并不一定会进行更多的交流。即使路网发达，但一个人仍然可能一辈子都不离开自己的村子，互联网也是一样。更高的联通性，反而更加凸显了不同阵营之间强烈的冲突。这些冲突基于不同的信息，因为这些不同的信息，让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
哲学有什么用？
这周和朋友做了一场线上讨论，主要围绕陈嘉映的《感知·理知·自我认知》第八章和《日常语言与哲学》这两篇文章。
陈嘉映在文章中提到，「分析哲学这一支的语言哲学内部，一开始就有两种不同的倾向，一种倾向是建构逻辑语言，另一种倾向则贴近自然语言」。一开始，弗雷格、罗素，以及卡尔纳普等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者，都是推崇逻辑语言的；但是从维特根斯坦后期开始，自然语言或者说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的重要性也得到了更多的强调。
我们对语言的使用，其实和我们如何看待哲学有关：如果我们认为哲学是一种类似科学一样的专门知识，自然会觉得日常语言不够精准，需要逻辑语言来进行哲学研究；而如果我们认为，「哲学从原则上应当耽留在我们日常思考的事情上」（维特根斯坦语）、「哲学思考我们的问题，而不是哲学家的问题」（杜威语），那么我们就会知道，日常语言直接关联着哲学思考的对象，正是我们需要去理解的东西。「我们日常思考的事情，当然是用日常的语言来表述的，耽留在日常思考的事情上，就必须尊重日常语言的用法，尊重包含在日常语言中的道理」。
至于日常语言中存在的含混之处，维特根斯坦认为，其解决之法不是去建构一套绝对合乎逻辑的语言，他说，「我们踏上了光滑的冰面，没有摩擦，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条件是理想的，但我们也正因此无法前行。我们要前行；所以我们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上来吧！」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平常是用概念进行思考，而哲学是对概念本身进行思考」。但同时，这句话并不是要告诉我们，一个哲学家要成天地在和别人辩论某个概念到底是什么意思；相反，这是在告诉我们，哲学思考的范畴在哪里。
这里，陈嘉映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
张三说：我这么做，完全是出自对王五的爱，毫无自利之心。 李四不同意，争论说：你只是表面上像是出于对王五的爱，其实你一直在背后打着自己的小算盘。 这是一种可能的争论。但还有另一种争论。李四可能是这样反驳张三的：你对王五的爱也是你自己的一种利益，出于对王五的爱行事，也是一种自利。 我们想一想，就知道这是另一种类型的争论。类似的例子我再举一个： 张三说：王五这么做完全是赌气，对他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 李四不同意，说：王五赌气这么做了，心里痛快了，这也是对他自己的好处。
在第一类争论中，争论的是事实：李四否认张三真的爱王五。而在第二类争论中，李四并不否认这一点，他争论的是概念：爱也是一种自私。这时候，张三再努力辩解他的确是出于爱而不是出于自私是无济于事的，张三如果要争下去，只能是向李四证明：爱不是自私的一种。 我们平常说话的时候，把出于爱和出于自利是分得蛮清楚的，听到爱是一种自私这样的话，坚持常识态度的人往往会这么说：爱和自私怎么会是一回事呢？你听他那套诡辩呢。凡是和常识相冲突的，就是诡辩。不管我能不能驳倒你，反正我不信。
很多时候，当表达是清晰的时候，当我们在用概念说事情，而不是谈论概念本身的时候，我们并不需要哲学，否则，就可能患上一种「哲学病」。举个例子，如果你认识张三，就应该从具体而个别的经验之中，去判断他所说的「爱」到底是否属实，而不是从「概念到概念」地去说「爱也是一种自私」，因为后者在这个例子里毫无意义。
现在，让我们再次尝试去理解「我们平常是用概念进行思考，而哲学是对概念本身进行思考」这句话的意思：哲学对概念进行思考，但它不是对哲学概念进行思考，哲学去思考的正是日常概念。「由于哲学去考察的概念是我们的概念，所以，尽管哲学思考不同于日常思考，但它思考的仍然是我们的问题」。
而所谓的哲学概念，只不过是一套逻辑性更强的概念工具，它只有在构建理论和梳理自然概念的时候，才会被用到。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固然，哲学家使用经过梳理的概念，它们可能与自然语言中的语词有点差别。然而，梳理是把已经包含在自然语言中的道理梳理清楚，而不是把某种东西加在自然语词头上」。
近代哲学与科学的分野，也是工作方式的分野：当科学发现了无法用自然概念解释的现象时，他们就会创造新的概念，原子、中子、基因等等都是此类新造的概念；而哲学无法继续通过梳理概念来建立关于世界的理论了，可它还在从事概念梳理的工作，那么它的作用还剩什么？
对此，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的作用是治疗性的。「在讨论快乐、幸福、正义、心灵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哪怕原本只是要讨论一个具体的做法是不是正义的，一种具体的状态是不是快乐，往往也免不了会涉及一般的正义观念，一般的快乐观念。但由于我们平常习惯于就事论事，偶尔涉及一般观念的时候，就很容易出错，例如从少数例子做出了不适当的过度概括。哲学只在这时候才发生，就是说，哲学的作用是批判那些错误的定义、错误的概括的。所以说，哲学具有的是治疗功能。」
但陈嘉映也提醒我们，「能用这些概念进行论说不等于能论说这些概念，就像深谙一地的地形却看不懂该地的地图」，他接着举例说，「丑角模仿一个笨拙人的动作，只给你看一张照片，你就无法区分他是真笨拙还是模仿笨拙。丑角作出笨拙的动作，我们却夸赞他聪明伶俐，他与笨人的区别不在于他头脑中的过程，或头脑中的表演，而在于他能在各种场合下表演笨拙」。
也就是说，哲学是在我们因为没有看到概念在体系中的位置而产生误解的时候，才出来帮我们梳理、矫正一下。这么说，似乎就清楚了。这么说，下次有人再在你面前玩弄概念，说出一些「利他也是利己」这样的话的时候，你就知道应该怎么办了。
表征之战
我觉得，《从取消运动员到取消小猫咪：文化表征之战能阻止真实的战争吗》这篇文章写得要比 Cancel Culture Against Russians Is the New McCarthyism 好一些：后者用「新麦卡锡主义」来形容目前西方文化领域对亲俄人士的行为，仍然把问题的重点放在了划定范围（该取消谁）上，却忽视了前者重点论述的「庶民与建制」在「表征之战」中的区别问题。
这里的区别就在于，庶民对既得利益者的「取消」，并不存在强制性，而只是一种自我表达；而那些真的因为「取消运动」而被封禁的名人，其实并不是直接由庶民控制的，而是刚好「封禁」符合有权者的利益，因为后者想要通过表态来获得某种表征上的正义。
而另一种取消，是建制内的「既得利益者为了“不犯众怒”而枉杀个人/团体的取消。俄罗斯的一些和普京并无直接联系的艺术家被抵制就是一例。但我们也需要意识到，这种“取消文化”本是政治、经济、文化权力的所有者自古以来一直玩的游戏：君主封禁对他不利的书籍、校长选择合心意的老师、制片人挑选能获利的导演……权力之手永远在迎合某些东西，但权力归根到底还在这只手里」。对于这些有权者来说，「高调替换争议个人或炮制显眼的进步符号都是一种低成本高回报的安全策略」，但真正去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则是高成本低回报的事情，根本不会得到考虑。
「对于文化企业和机构所有者而言，下架《乱世佳人》、给康奈尔大学改名、任命首位女性高管、举办多样文化周都不不妨试试，但无论康奈尔的校名改成什么，黑人社区的孩子都交不起它的学费。比起已经死去一百多年的康奈尔，这些孩子才是被权力无声取消的人。」
《取消》的作者继续追问，各大文化机构对俄罗斯的制裁为什么是“取消”，不是“建设”？是“缄口”，不是“表达”？他认为，这种现象并不是出于懒惰，而是「权力的所有者无利不起早，他们并不真的在乎战争的进展、俄乌人民的处境、行动的效果，而更在意自己的名望和利益。比起建设，取消更容易；比起行动，表征更显眼，那么符号层面的取消就足够了」。
作者接下来的论述非常精彩，我引用如下：
在表面进步，实则自顾的权力的助推下，建制派的取消文化很自然地逐渐同化了庶民的取消文化，失败的对抗被遗忘，成功的封杀进入并留在主流视野中，并为未来的大众讨论设置议程——既然权力乐意封杀，那就让他封杀我的敌人吧！而权力反过来会被封杀的呼声和流量引诱，开启循环模式。甚至，建制化的封杀不仅同化了庶民的抵抗，还同化了整个政治领域，让是否获得表征，是否被足够正面地表征成为了文化乃至政治领域内唯一可见、唯一重要的诉求，仿佛人靠电视上的形象、言谈中的措辞就可以活着，仿佛取消俄罗斯的标志，俄罗斯就不存在。
封杀表征的逻辑同化如此容易，同时也是因为只关注最直观的表征和符号也是社交媒体及其经济模式预设的政治倾向。
在信息量极大、注意力极缺的平台中，ID背后的人很难从容释放和沟通复杂的前语境，而只能以彼此争夺注意力为第一要务，无论是在人均一句话的twitter、微博，还是观众三秒钟看不到爆点就会滑到下一屏的TikTok、抖音，都是如此。
一些社交平台会故意把产品广告植入在引起用户不适的内容（比如投放给女性观众的厌女内容，投放给华裔的刻板印象内容）后来吸引注意力，因为即便是不愉快的注意力也一样是让社交媒体和广告主双双获利的流量。
类似的逻辑下，取消文化中也有一些富贵险中求的机构和个人反向操作，高调聘请或正面表现被取消的人。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作为twitter达人就深谙此道。更熟悉的例子就近在中文互联网：任何事情只有上了热搜才算重要，任何人只有上了热搜才算人。缺少流量的明星往往炒作自己的小型争议点，毕竟“黑粉也是粉”，只要能上热搜，钱就赚到了。同时竞争者，或者“对家”也会努力让小争议变成大污点，只要真的被封杀，人就彻底凉了——火是最大的奖赏，凉是最大的诅咒，这既是饭圈的逻辑，也是社交媒体的逻辑。还是表征的政治的逻辑，更是欧美文化机构封杀俄罗斯艺人的逻辑。
火和凉的二元对立，把人、事、物都压缩成了简单的一维符号，只有可见和不可见，没有广度和纵深。
这个简单的符号就是一个人的表征、一个人的身份。这几乎不言自明：表征的政治是一种身份的政治，在单一的维度，一个人“取消”与否，都只有一重身份的存储空间。在俄乌战争的语境下，一个人只能是或者不是俄罗斯人，他也只能获得一种可能：被表征还是不被表征。因为俄罗斯文化和文化艺术从业者长期在表征领域占据的显著地位，此刻他们被剥夺了的表征引起了广泛关注。而在身份政治通行之处，在世界的注意力之外，夺取和取消表征的小型战役每时每刻都在进行。
俄罗斯知名历史学家和策展人Ekaterina Degot发帖抱怨：“是普京做的，不是俄罗斯。”评论则一致表示：你的特权来自俄罗斯的特权，你的声誉就是俄罗斯的声誉。或许如此，但其实没人在意，下一秒，这位长期致力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文化交流、至少自2014年起就为乌克兰平民发生的历史学家，就被“取消”了。
这两篇文章虽然在说乌克兰危机，但却也帮助我重新去思考 facebook democracy 以及国内最近对女性话题的关注，不过由于篇幅关系，这里就不展开了。
今天做了大量的引用，实在是原作者比我写得好多了，所以就先分享到这里吧。下次再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