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的各位朋友，
见信好！
很高兴上周能和大家在一起阅读与讨论，也希望你们都能有所收获。
上次有朋友聊到「如何更深入地讨论」这个问题，就让我想到了曾经看到过的一张图示，内容是说做博士研究其实就是努力地在人类认知的边界上顶出小小的一个「包」。人们往往会用这幅图示来说明，即使是博士，他们的研究相对于整体来说，仍然是微不足道的。但这里让我印象更深刻的，反而是为了获得那一点点认知上的突破，我们所需要搭建的基础与付出的努力。
我倾向于认为，「深入讨论」的目标，也是为了在自我认知的边界上，顶出这样一个小小的「包」。而实现这一点的基础，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他人的力量。而讨论与对话正是这样一种表达与借力的机会，可真的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则至少需要某种「在乎」：我觉得这里最重要的倒不是最后实现的效果（实际做得怎么样），而是过程之中所持有的态度（想要做成什么样）。如果我们都愿意去说明自己的观点，同时也愿意被证明是错误的；如果我们都愿意尽量完整准确地表达，同时也全心全意地倾听的话，我想我们很可能是可以再往前走一步的。
那么，我们不如就从第二期开始尝试吧。
这期读书会的主题是「技术与政治」。对于这个话题，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会有所接触。我们常听到的一种说法就是，蒸汽机解放了劳动力，互联网促进了民主，而区块链将带来一种去中心化的未来。几乎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新，都伴随着某种政治上的理想。而即使是那些技术的批评者也同样认识到了技术在政治上的巨大作用，他们会说，流水线是对工人的剥削和压榨，而原子弹则增加了全球政局不稳定的因素。
几乎在生活的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一项技术得到普及和应用，都同时代表着一种政治上的选择。当我们放弃纸币支付的同时，我们放弃的，还有那些年纪大不会用手机的人、那些买不起手机的人、那些不愿意用手机的人。这个选择不是简单的“科技进步”，它背后包含着明确的政治决策。
于是，两种相互冲突的观点出现了，其一认为是技术决定了社会的走向，其二则认为是社会决定了技术的发展。而本期阅读材料《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 》（中文翻译之一、中文翻译之二）则认为，我们应该回到技术本身来看待这个问题，并提出了一种混合了多种哲学观点的技术政治理论。
这篇文章的作者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是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Rensselaer Polytechnic Institute）教授，也是「科学与技术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创始人之一。作为一名政治学者，他主要的研究兴趣就是围绕在现代科技变革周围的社会与政治议题。他所提出的这种技术政治理论，并无意取代上述两种冲突性的观点，而是希望提供一种补充。一方面，他认为技术确实受到了政治的塑造，而另一方面，他也认为技术也携带着其固有的、内在于技术本身的政治要求，选择一种技术也就是选择了一种特定形式的政治生活。
这篇文章的观点对我们思考当下的很多具体的技术问题都有一定的启发，但由于文章发表的时间很早，很多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又提出了新的挑战。比如，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列举的例子，大多都与公共事业有关，比如桥梁、种植与核能，但今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则更多是由私人企业所研发的技术，比如微信、支付宝、网易云。这些「民用技术」的政治性何在？如果干预「公共技术」的合法性来自我们的公民身份，那么作为消费者的我们有权对私人公司所研发并推广的技术进行干预么？在面对具体的某项技术时，我们该如何勾勒其发展的政治背景与特定的政治诉求？又该如何基于该技术内部的细节本身，推断它所蕴含的政治要求？
当然，相关的问题其实还有很多，大家在阅读的时候，也可以记录下你想到的联系与问题，我们见面再一起讨论。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期待下次见面聊。
祝好！
Bruce
P.S.
关于温纳这个人，有两件趣事也许值得一提。一是温纳他虽然是学院里的教授，但他却也曾在《滚石杂志》担任过特约编辑，还写过不少摇滚乐评论，比如那篇批评 Neil Young 的专辑《After The Gold Rush》的辛辣文章。此外，他还在《滚石杂志》发表的恶作剧音乐专辑《The Masked Marauders》中担任钢琴手与伴唱的角色。二是2010年温纳曾应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之遥，来中国做过访学，并发表了两场讲座，只可惜我没能在网上看到关于那次讲学更详细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