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Bruce
日期：2020年4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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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范的公司
1937年，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Ronald H. Coase发表了他著名的论文《The Nature of the Firm》，用交易成本理论解释了“企业为什么会存在”以及“企业的规模由什么决定”这两个核心问题。抛开此后对Coase的种种争论不谈，如果说我们曾经还会讨论「企业存在之合理性」的话，那么今天企业似乎已经成了一种默认状态，紧密地和「就业」、「工作」等概念联系在了一起。然而，今天的企业却让人愈发感到疑惑。这两周，不少明星企业都爆出了大问题，这些企业到底怎么了？企业制失效了么？我们的工作又将走向何方？
黑镜里的两分钟。总部位于美国加州圣摩尼卡的Bird，是一家提供共享电滑板车服务的创业公司。2017年9月，Bird由Lyft和Uber的前高管Travis VanderZanden创立，并在成立后14个月内将业务拓展到了全球120个城市，成为当时史上最快达到「独角兽」估值的公司。此后不久，它的估值便达到了20亿美元，一时风头无两。就在今年一月，它还收购了柏林的竞争对手Circ，并以27.7亿美元的估值筹集到了7500万美元的新投资。
受到COVID-19的影响，Bird的主营业务受到巨大冲击，但Bird对此却没有做出太多回应，仅仅是在2020年3月写给用户的一封公开信中，表示将更加频繁地给滑板车消毒。但到了三月末，一件意外突然发生：它用两分钟时间，通过Zoom辞退了其原有1060名雇员中的40%。
3月27日，大约400名已经在家工作两周的Bird雇员收到了一封主题为「COVID-19 Update」的网络会议邀请。这封平平无奇的邀请本来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毕竟自居家办公以来，VanderZanden还没有对员工发表过讲话。但人们很快发现，这次会议的主持和与会人员名单被隐藏了，同时也不是所有人都收到了邀请。人们开始紧张。而到了开会的那天，会议却例外地没有准时开始，很多人都以为出现了技术问题，决定退出再登录，却发现自己再也登录不上了；等到会议终于开始，主持人却没有打开摄像头，而只是用一种非常机械的（有人甚至认为是预录的）声音，宣布了会议的内容：为应对疫情，我们决定裁员，而你的工作被这个决定影响了。会议就这么结束了，全程只用了两分钟。而就在这些被辞退的员工还在试图消化这个消息的时候，他们正在使用的、由公司配置的苹果电脑突然重启了，并剥夺了他们登录的权限。同时，被辞退的员工也并不都是「吊车尾」，一些明星员工也位列其中。此外女性与有色员工也似乎成了被针对的对象。
听到上面的故事，你也许会想象Bird是一个邪恶的公司，但
亏钱的生意最赚钱。今年年初，一份揭露瑞幸咖啡运营数据造假的报告受到著名做空机构浑水公司的背书，曾引起过一些关注。那份报告用最「笨」也最直接的方法推算了瑞幸的销售业绩，认为其中存在大量水份。虽然论证十分有力，但那份报告在当时却没有引起太多实际的影响。除了浑水公司的做空操作，很多人仍然在为瑞幸站台。即使是像贝莱德（Black Rock）和新加坡主权财富基金——政府投资公司(GIC)等全球一些最大投资者也并没有撤出他们的投资。而到了4月2日，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瑞幸终于承认，通过其内部成立的特别委员会的调查发现，2019年第二到第四季度，公司首席运营官刘剑和向他汇报的几名员工，共同伪造了高达22亿元人民币的销售金额，占瑞幸对外公布数字近一半的比例。
瑞幸的股价应声大跌，在一日之内蒸发了80%。而对那些曾经绞尽脑汁想要解释通“不仅仅是咖啡”的“瑞幸模式”的人们来说，谜底终于揭晓，所谓“数据咖啡”和“流量池”等概念真的只是笑话，真正的原因只有两个字：造假。可悲的是，这种情况并不是第一次发生，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关于瑞幸「品行」问题的怀疑其实从未停止，从曾因“有偿删贴”入狱的前CMO杨飞到陆正耀本人都有不少「前科」，但关心这些问题的大多都是旁观者，真正涉身其中的人从不会在意这些「无关因素」。今天，对某些公司来说，自身实际的运营状况几乎成了一个无关紧要的因素。人们更关注如何贩卖概念、吸引投资，并在合适的时候「退出」。资金（不管是自己的还是投资人的）并不是用来运营，而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资金。于是，上市变得与公众无关，而单纯地成了让「傻逼股民」买单的默认退出机制。造假被包装成「故事」，堂而皇之地登上充满聚光灯的舞台。每个人都等待着最后一个蠢货，而所有「说谎的人」都被现行的经济制度保护得滴水不漏。没有真相的现实。如果有公司因为此次COVID-19的爆发而获得了超常发展的话，那么Zoom一定会位列其中，去年12月以来，它的日用户数从100万暴增至2亿。但这么一款以商务办公联络为主要卖点的软件，却接连被发现其在安全性与私密性方面漏洞百出（参考链接 1，2，3）。尤其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它在没有实施相应配置的情况下，公开宣称自己的视频通话应用了「end-to-end encryption」。对我来说，这代表了一个转折，代表像「端到端加密」这样一个有着明确定义的技术概念也存在被空心化的风险。就像“民主”、“自由”等政治概念一样，词语本身的含义被架空了，使用这些词语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变成了真正重要的东西。「后真相」的强大能量将会搅乱我们所有的判断，从之前的post-truth politics到现在的post-truth marketing以及未来可能的post-truth reality。
趁火打劫的资本。企业不再是为了效率而存在的组织，它成了资本的傀儡，成了一些人作恶的工具。可我们的系统却在纵容这样的做法，并挪用社会的良善，挽救作恶者的生命。每一次因为资本与企业的恶行而造成的苦果，都被大众承担，而作恶者却总是逍遥法外。不仅如此，它们还会趁着危机的爆发，反过来大捞一笔。这次疫情爆发之后，大量企业说客便开始在华盛顿活动，试图将政府以“救助”名义设立的资金，更多地导向自己，以弥补早在疫情之前就已经发生的亏空。可以预见的是，随着瑞幸的倒下，还会有更多的企业会骗不下去，要么被迫裸露真身，要么假借疫情之名老鼠偷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