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丁博
在获得美丽已不甚困难的时代，他的丑陋似乎预示着什么。
——威廉·吉布森，《神经唤术士》
在刚刚过去的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和我的不少朋友都或多或少地经历了某种“习见危机”——我们突然发现，许多自己曾经不假思索的“常识”，竟然都是如此地脆弱，既经不起现实的考验，也不符合历史的经验；随之而来的，则是深深的困惑与迷茫。如果我们永远无法解开某些谜题，如果我们习惯的生活方式不复存在，如果人类随时可能灭亡，那么那些曾经让我们骄傲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型、认知与交往模式似乎都需要进行一次“更新”。
在此次遭遇危机的种种习见之中，主角自然是病毒与流行病。一方面，现代医学的蓬勃发展，让我们逐渐相信疾病不过是生命中的微澜，也让我们开始想象一个没有疾病甚至是可以永生的未来；但另一方面，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曾经仅剩三个国家存在病例的脊髓灰质炎却在去年于非洲12个国家或地区死灰复燃[1]，而此次新冠状病毒的暴发更像是一记耳光，重重地打在了我们的脸上。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曾在《瘟疫与人》一书中提醒我们，疫病一直是影响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那些我们曾经总结出许多原因的“胜利”，也许不过是疫病对人类历史的一次重塑。而在《不平等社会》中，沃尔特·沙伊德尔更是指出瘟疫是翻转不平等的四大动因之一。带着这种觉察，一场瘟疫确实比其他任何情况都更能激发我们去反思种种已有的建制，并以病毒作为一种隐喻，去重新理解这个世界。
病毒是一类仅由蛋白质外壳与核酸构成的非细胞生物，个体微小，甚至无法脱离宿主细胞单独完成生命活动。但就是这样一种结构最简单的生物体，却可以带给人类社会最惨痛的后果。这一现象足以根本性地刷新我们对强与弱的理解。
曾经，我们以为规模与集中是强大的重要表现。比如，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上的重要一环，是处于中枢地位的“世界工厂”。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交给“中国制造”是大多数公司无需多做考虑的选择，而这一选择同时也代表了稳定、低价、规模与品质这组几乎不可能同时存在的标签。两百年来，虽然“世界工厂”的地点从英国移到了美国，再到日本、台湾，现在又从中国流向了越南、老挝、甚至南美，虽然从表面上看，生产地确实变得更加多元化了，但从企业的角度看，集中化的趋势却始终未曾改变。随着地缘政治对经贸活动的影响逐渐加深，这种安排也开始显露出其脆弱的一面：集中供应的弹性不足，很难应对越来越频繁变化的国际情势，政治与经济摩擦、新的贸易协定与瘟疫都有可能导致波动，而一旦重要的集中供应环节出现问题，就有可能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与之相关地，全球化的发展也一直伴随着标准化的进程。国际标准化组织至今发表了23082条国际标准，几乎涵盖了所有行业。而这些标准也带来了许多显而易见的好处：节约成本、提高效率、减少分歧。通过标准化，我们追求的是一种通用性与明确的共识，我们希望让某种“最佳实践”成为每个人的实践。而各种各样的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世界经贸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其实也是标准化在政治层面的表现，以推动某种统一的认识与行动。然而，国际组织近年来的影响力却在不断衰落。人们逐渐发现，国际标准越来越难以适应本地情况，与其追求大而无当的“联合”，倒不如转向小而精准的同盟，而这也侧面反映了如今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紧张。
在一个更加隐性的层面上，市场里的每个人实际都是推动标准化的参与者。从iOS与Android、Type C接口，到无线充电、5G、物联网，几乎每一个科技创新的背后，都饱含着推动标准的愿望。人们希望搭建平台，让所有人都可以拿着建好的轮子飞驰。但标准化会带来路径依赖的问题，使根本性的革新变得越来越难；此外，标准化也会让人忘记轮子是如何造出来的，并逐渐失去制造轮子的能力，那么一旦轮子出现问题，所有人都会陷入瘫痪。试想，如果所有人都使用同一个通讯工具的话，那么你和朋友之间的联系是更强了还是更弱了呢？不难看出，这种安排也许会让你获得极大的便利与效率，但你与朋友的联系却实则悬于一线。
通讯工具的例子同时体现了人类系统对连通性的重视，它将A与B与C相连，并借此传输信息、资源与能量。其中的一个实体就是一个节点、一个中继，共同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但需要注意的是，这种网络的特性在于连接与节点之间的分离，它所加强的是人与系统之间的联系，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没有系统，连接便不复存在。
但病毒的逻辑却完全不同，它的核心要素是传染与变异。病毒依靠接触进行传播，但却无意维持这种接触，它所看重的是如何传染自己所接触的人并使其变成新的传染源。传染是一个相互塑造的过程，它之所以不需要保持连接，是因为每次接触它都会把自己的一部份“分享”给了被传染的人。同时，传染也不是一个统一化的过程，因为变异时有发生，而每个人都会带着自己的生物特征与感染历史，与病毒形成不同的组合。
病毒的行为是去中心化的，这包含两方面意思：第一，传染的结果是不纯粹的，虽然每个人感染后的反应可能出现类似的特征，但其具体结果总是因人而异的，每次感染都是一次对新环境的适应；第二，传染的中心是不固定的，任何一个感染的节点都有可能成为新的中心，其本身也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今天，病毒的世界与人类的世界，并非泾渭分明，而早已彼此渗透。从很多方面来说，这场瘟疫都可以被看作是两种机制之间的交锋。我们躲避病毒，但也在它们身上看到许多人类应去反思的可能性。就在前两天，红杉资本在就肺炎疫情发给总裁们的公开信中，借用达尔文的话表示：那些能够活下去的公司，“从来都不是最强壮或是最聪明的，但一定是最能适应改变的”。而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就不难发现，在这个黑天鹅事件频发的时代，“最能适应改变”的永远都是那些能够感染别人并有能力建造轮子的人。
[1]: https://www.sciencemag.org/news/2019/12/polio-eradication-program-faces-hard-choices-endgame-strategy-fails
（原载《财富堂》杂志202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