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超越国界进行连络的愿望古已有之，从丝绸之路到地理大发现，甚至是帝国们在亚洲和非洲的殖民主义都可算作是早期全球化的尝试。而二战后一系列国际协定，尤其是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后来的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贸易自由化进程，以及运输及电信等基础建设的进步和互联网的兴起，使得“世界大同”不再是一种想象，而变成一种真切的现实。

过去，对于全球化的批评主要聚焦于全球化对本地的侵蚀。以“全球-地方”和“企业-国家”的关系为线索，这些批评者强调了文化趋同、外劳入侵和资本操作对本地发展的威胁以及国际资本对本地政府治理力的影响。而萨森的《全球化及其不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全球化的新视角，她将“住地”概念重新引入讨论，并强调了城市作为全球化进程的实际空间，在全球与地方之间、国家与企业之间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将住地重新带回讨论，是因为全球化的实现需要现实的地理空间。与很多人所想象的不同，全球化的进程并不是均匀的分布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或互联网上），而是呈现出一种集中化的结构和趋势。通路的发达并没有让一个银行家选择巴厘岛作为自己的办公地，我们比以前更加多地看到资源在某些地方的聚合，因而一种“战略性、针对性的住地样式应运而生，这便是城市”，或者说“全球城市”。越是拥有庞大跨国经济实践的行为体，就越会选择某个全球城市作为其顶级管理和控制机构的所在地。对于新型产业尤其是信息产业“非物质化”的浪漫想象，忽视了工人、机器、基础设施和建筑的综合体对住地的需求，也忽视了那些为了保障综合体健康运转的人群。

全球城市的兴起，使得两类人群的数量在这些城市里激增。一类是高级专业人才，如律师、咨询师和金融家等，他们的业务范围遍布全球，更倾向于选择信息便利、政治自由、商业繁荣、文化多样的“全球城市”作为自己的住地。另一类则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从事服务性、支持性工作的工人们。今天，没有任何地方比城市拥有更多的穷人，然而他们的境况不是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差了。如果我们留心观察，便会发现第一类人群之所以会聚集在这些“全球城市”，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正在于这些低薪工人的存在：那个银行家之所以不选择巴厘岛，是因为他需要城市所能提供的大量便利丰富的服务和多样的文化。同样的，那些工人之所以不选择别处安生，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全球城市中财富的集中和贫困的集中是同构的。

今天的中国同样印证了萨森的许多观点。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里，不同经济部门之间盈利能力的差异正在不断加大：一方面，顶级商学院和法学院的毕业生起薪越来越高，尤其在金融行业，工作几年后达到年薪百万已经不再新鲜；另一方面，家政、快递、外卖等服务的线上化不仅生产了大量没有任何社会福利的临时工，也将工人的时薪一压再压，这一影响也波及许多传统行业的普通白领。相应地，我们看到大量房地产商从中低收入房市场撤资，进入所谓“地王”的争夺。在这些“全球城市”里，政府被迫越来越多地承担保障房的建设工作，而开发商们手中的房价从来没有降过。不仅如此，一种“中心-边缘”的经济地理格局业已形成。在北京、上海获得房地产、高新产业方面巨额投资，吸引大量人才的同时，三四线城市出现了严重的资源荒。

全球城市中这种两极化的双生关系正催生一种新的政治可能。传统的全球化理论认为跨国企业是解码全球化的密钥，也是全球经济的主要行动体，它在全球经济活动的治理中起主要作用，而国家的作用却是越来越弱的。然而如上文所提示的那样，全球化对住地的需求使其实际上仍然受制于地理的空间。不管怎样，全球公司至今仍然处于民主国家的控制之下，只是今天这些公司拥有比以往更多规避管制的方法，唯一有效的监管都必需要跨国行动。那么新型的跨国政治，跨越国界的话语将会根植于何处呢？萨森的答案是，全球城市。在她看来，全球城市已经逐渐脱离了传统的城市角色，它们不再承担连接区域与国家之间桥梁的角色，而是更多地成为某种“非国家”的治理主体，受到来自全球各地跨国实践的影响。

在这里，新的不平等的机制正在被生产，催生了“非正规经济”（发生在国家管制框架之外、又可与框架内活动相比拟的收入产生活动）的繁荣。全新的经济体制用新的增长来源替代了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消费在经济增长和利润实现中的核心地位，中产阶级开始急剧地向上和向下分裂，将城市空间让给了一小部分但不多增多的“高净值人士”和一大群低收入的劳工。这些“高净值”部门被视作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而倍受亲徕，而那些低收入的“非正规”工作长期以来依赖移民、少数族裔和女性工人，常常被认为是城市治理应该清理的对象。然而，治理者们逐渐开始意识到城市发展对这部分“非正规”经济的需求，并开始寻找缓解这些新经济形式和管制框架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不是一昧进行取缔。萨森认为，这样的两极格局和依存关系将获得某种张力以打开新的政治空间，她甚至含糊地表示虽然城市并不是一个公平的竞技场，但这群拥有极小资源的边缘化人群也开始通过文化和身份认同政治变得日益强大，发声并对城市作出诉求。

但一个最为迫切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底层工人获得更多权利实现更多诉求的路径何在。我认为这里的核心是价值赋予机制，目前经济和政治格局不成比例地向上层倾斜。治理者即使承认工人对新经济的作用，也不会愿意打破现有的价值赋予机制，提高工人的待遇。更多地时候，他们更愿意坐享全球资本在别处找来的更加廉价的移民工人，现行体制只会加剧双方资源的不对等。另外，虽然移民也具有跨国元素，但却很难实现所谓“跨国身份认同”；与资本相比，他们更呈现碎片化的面貌，很难大范围的组织起来。不仅如此，由于这些移民工人同样无法放弃城市，他们唯一可做筹码的罢工或离开，却成了他们自己也无法承受的选择。